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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刍议论文作文 大数据时代的文学发展文案：
摘要:近几年来，古籍数字化、古诗词数据库的研发不仅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帮助，也为古代文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作家作品分析、文学发展的讲解以及课程作业的设计三个方面，探讨在大数据环境下如何有效运用巨量资料、数据库等资源，采用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和手段来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与文学修养。
关键词:大数据;古代文学;教学
在我国高校人文学科领域中，古代文学课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其他人文学科诸如国际汉语教育、戏剧与影视文学、文秘、新闻、广告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然而学界当下对于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并不满意，对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和探讨［1－3］。正如戴建业教授《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所言，“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较多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学生却读得不多，也较少求甚解，更不可能去涵泳。这种教法与学法类似于一种‘买椟还珠’的现代版。”［4］尽管现在很多学校汉语言专业分别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但在具体的讲授中往往仍然是以时间为线索讲背景谈概念，而很少对作品进行解读，更不用谈情感的体验和审美的感受了。对于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古诗词训练的大学生而言，走马观花式的作品讲解、简单粗略的作家介绍、文学现象的概念式总结，都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样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名词，并不能从实际上真正提高其专业修养和人文素养。
2011年，麦肯锡在《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大数据”一词。随后，这一话题不仅成了计算机行业内的热门话题，也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广泛热议。对“大数据”这一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人们普遍认为大数据即海量数据、巨量资料。更有学者认为，“大数据超越了海量数据的含义，它描述的是随着数据量和数据类型激增而逐渐衍生出来的一种现象，不仅包括大规模、多样化的数据集，还包括对这种数据集进行高速采集、处理与分析以提取价值的技术架构与技术过程。”［5］从数据的角度看，大数据的特征被概括为4V，即数据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多(Variety)、价值稀疏性(Value)、速度快(Velocity)。基于以上特点，大数据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教育部颁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的指导下，我国高校也越来越重视信息化教学。在这一背景下，古代文学教学中相关问题，如作家作品的分析、文学发展历程、作业的设计等，也可以从多个方面做适当调整，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一、关于作家作品的分析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在讲授具体作家时，对其生平事迹往往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串讲，何年中举、何年入仕、何年升降，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等，这种平直的简介往往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关于作品的讲解，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不能对作品做详细的解读，只能走马观花粗略鉴赏;学生大体疏通文意，虽体会了诗文字面的含义，但常常是不求甚解，至于诗境、文心，因为缺乏对诗文创作背景、时代环境等的了解，难以有情感的体验，没有情感的浸润，也就难以有审美的体验。王兆鹏教授《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的建设，为古代文学教学中有关作家作品的讲解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王兆鹏教授与搜韵诗词共同打造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通过将现有的唐宋作家作品编年信息录入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后，与当代、历史地图进行整合，利用GIS技术开发了以地图为平台的信息系统。进入平台后，随意点击地图中的某一地名，就可以看到唐宋哪些文人曾在此停留并留下了哪些篇章;从平台的诗人列表中点击某一诗人的名字，其一生行迹路线图清晰可见。路线图和文字说明相结合，更便于人们直观地了解一个文人的生平轨迹和具体创作。这一信息平台很好地实现了时空维度的交融，而这正是我们在教学中经常忽视的问题。
以苏轼为例，按照现有古代文学史的教材来讲解，大多是先讲苏轼的生平、人生观、创作道路、创作思想，然后以分体的形式讲解其文、诗、词创作等。这样就把作家、作品一分为二地进行讲解，学生所接收的信息是颇为概念化的。由于模糊了时空的问题，给学生的印象就是苏轼其人很旷达、苏轼诗文风格豪迈，而忽视了苏轼文学创作中兼收并蓄的特点。鉴于大数据的丰富资料，在讲解苏轼时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将其人生轨迹与文学创作历程同时进行考察。首先，借助于北宋行政区划图大致拟定其人生轨迹，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苏轼兄弟随父亲离家赶赴汴京参加进士考试，及第同年即丁忧家居。到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三人一路唱和编成《南行集》，这是现存苏轼诗歌中最早的一批作品，可以看作是他诗歌创作的起点。其次，从嘉祐六年(1061年)至嘉祐八年(1063年)，以组诗《凤翔八观》为代表的古体诗，关心国事、反映民生疾苦，艺术上也渐趋成熟。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达杭州，任通判(知州的助理官)，杭州的秀丽山水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苏轼描写西湖的诗作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从苏轼词集来看，他也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填词的。再次，熙宁七年(1074年)至熙宁九年(1076年)，任密州知州，这一时期词的创作有重大发展，初步形成了豪放词风，代表作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时空的交汇中梳理苏轼的文学创作，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创作高峰，在京为官时的创作低潮，都清晰地展现了其诗文创作的动态变化。而通过这一变化，更利于学生深入认识、体会苏轼文学风格的特点及形成过程，这较之单纯地讲解、总结，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肯定会有所提升。在大数据背景下，借助众多数据和新媒体，这一教学方式得以轻松实现。
二、关于文学发展历程的讲解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6］的观念自明代就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从文体的演变来看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楚骚、汉赋、唐诗、宋诗，通过对文体序列的排位来总结文学发展概况，这就容易给学生一个错误的引导，提及汉代，只重视赋;论及唐代，只谈诗歌。对于学生而言，这样的教学其实不利于他们对文学发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反而容易进入一个狭隘的学习视野。文学的发展有时间的跨度，文体的完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今天我们回顾古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具备了对文学体裁进行总结的条件，然而在教学中一味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在教学实践中遵循前人“只重视唐诗、宋词、元曲讲解”的做法，不利于学生真正全面认识文学的发展。以宋代文学为例，一直以来宋词作为宋代的代表性文体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在教学中也一直是教学的重点，长期以来这似乎已经是一种共识。然而在大数据环境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作品数据库的建立，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似乎也应有一个新的判断。“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7］“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8］宋人对宋文的发展不仅有着较为自觉的理论认识，而且是颇为骄傲与自豪的。客观讲，宋文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逊于宋词，但长期以来，在宋代文学的教学中，宋文往往是在古文运动中简单讲述，学生也很难对此有深入的认识。就当下对宋文的整理来看，已经出版的《全宋文》计360册，收录近万人的17万余篇作品。虽不能以量的多少来讨论文学成就的高下，但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显然是今人所不能忽视的。而且随着全宋文数据库的编制，为我们全面认识宋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借助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在教学中可以更好地展示宋文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文学特色、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如此一来，就不至于给学生留下宋代文学仅仅是宋词成就斐然的刻板印象了。明清文学更是如此，长期以来在教学中重小说轻诗文的现象非常严重;随着古籍的整理以及当下众多古诗词数据库的研发，明清诗文也逐渐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在本科教学中也应有所体现。
众多的古诗词数据库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经典古诗词和古诗文，并且这些数据库大多提供检索分析，具有一定的智能化特点。文学内容的演变是文学发展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也是文人对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同一题材在不同时期所反映的不同主题就很好地呈现了文学的发展。借助于众多古典文学数据库，对不同时代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得以轻松实现。文学发展中文学形式的演进、继承与革新等相关话题借助于当下的古籍数据库都有了新的教学思路，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更利于学生的理解与接受。
三、关于作业的设计
作业设计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课程作业作为课堂学习的延续，既是学生进行独立学习的活动，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当下古代文学教学在作业设计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大体表现在:作业形式单一;作业内容简单化，在问与答中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作业评价与反馈效果不明显等，而且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教学中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大数据背景下，海量资料、数据挖掘技术、多维检索方式等丰富了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作业设计。以杜甫为例，传统的古文学教学中，关于“杜甫”的作业设计常常是“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杜甫诗歌的叙事手法”;“杜诗的地位与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设计都过于概念化，未能体现个性化，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在大数据背景下，有了大量可供利用的信息资料，在揣摩教材与掌握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可以精心设计多种形式的古代文学作业。就杜甫而言，对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根据其专业要求，可以借助数据库设计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型作业，比如可以布置“通过安史之乱中杜甫的行迹与创作的数据分析，理解杜诗的‘诗史’性质”，以及“通过对古诗词数据库的分析来解构后人对杜甫的评价以及杜甫的影响”等。因为有数据与材料的支撑，这较之简单的对杜诗“诗史”性质的平铺直叙，更容易加深学生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完成这一作业的本身就是较为有趣的探索过程。古诗词数据库大多都有检索功能，如北京大学李铎教授主持研发的《〈全宋诗〉分析系统》就提供多维的检索分析方式，学生可以借助这些数据库进行检索，搜集后世有关杜诗评价的诗文，然后进行分析归纳，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对于非汉语言专业的学生还可以联系其专业特点布置作业，比如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布置“题壁诗与传播”“宋词中的传播方式”“笔记小说中的新闻传播”等;对于文秘专业的学生，可以布置“笔记小说中文秘形象的书写”等;对于广告专业的学生可以布置“古代名人在当下的品牌价值”等。这些作业都需要学生通过搜集大量的信息与资料后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完成，其结论的获得印象也就较为深刻。这较之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作业布置，其评价效果也较为明显，学生是否理解、掌握了这一问题在作业中会有着清晰的体现。
四、大数据背景下古代文学教学前景展望
由近些年来，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常用的古诗词数据库，如由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和北京欣诺格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全唐诗分析系统》与《全宋诗分析系统》、郑州大学《全唐诗库》、稻香居“全唐诗宋全词在线检索”等，这些数据库不仅仅提供检索功能，更重视数据的分析。如《全唐诗分析系统》与《全宋诗分析系统》在重出诗提取、格律诗标注、字及字组的频率分布统计等都带有智能化的特点，其多维的检索分析方式有利于可靠的数据发掘。王兆鹏教授与搜韵诗词共同打造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在这方面更是有了进一步发展。
显然，在大数据环境下资料的获得相对来说容易了很多，在具体的教学中，无论是作家作品的讲解、文学发展的梳理还是课程作业的设计，都可借助于巨量资料、数据分析的便利，真正实现以文学作品为本位的教学模式。仍以苏轼为例，通过众多的古诗词数据库，将其人生行迹与文学创作历程相联系，学生可以对其文学创作的动态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苏轼文学风格的形成、文学成就的获得也就自然明了了。同样，借助于古诗词数据库，围绕苏轼对其同时代文人的创作进行梳理，那么，关于词中“以诗为词”“婉约派”“豪放派”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也就迎刃而解了。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程作业的设计，大数据环境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径。而且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以真正地调动起来。无论是带着问题对作品进行分析，还是在对作品的分析中发现问题，学生在探讨的过程中因为对作品了解的深入，也就不难获得情感的体验及审美的感受，这对提高其鉴赏能力和专业素养是大有裨益的。
综上所述，古籍数字化、古诗词数据库的研发不仅为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工作带来了更多的生机。首先，多种形式的古籍数据库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利于调动学生情绪，活跃课堂气氛。其次，众多的古诗词数据库为学生爬梳材料、探究问题带来了丰富的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科研能力。再次，大多数据库虽重数据分析，但对于古诗词数据库而言，分析结论的获得是建立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这又有利于让古代文学的教学重回文学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
参考文献:
[1]熊笃.古代文学教学现状及教改刍议［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4(2):77－78．
[2]刘鹤岩.关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2):137－139．
[3]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6):43－46．
[4]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2(4):84
大数据环境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刍议论文作文 大数据时代的文学发展文案：
古代教育传统的辨证性：
1、明道、致用与六经注我的辨证统一，为读书人构架了人格发展的空间。
传统语文教育在价值和追求上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导，以求道为核心任务；但是，求道的宗旨不是孤立、惟一的。首先，它是以对读书人道德人格的修养，与作为求道的外部表现的致用原则的相互制约为基础；同时，又在融合了佛、道等各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强调主见、尊重独见的价值取向。
早在先秦时期，读书求学要体认圣贤之道，就成为各个教育流派的共识，像老子曾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墨子也曾言道：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作为传统教育主体的儒家教育，更是十分重视书本知识学习与学习者人格修养之间的内在联系。孔子一生以志道、弘道为己任，并以此作为开展教育活动的基本动因。作为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性著作的《礼记·学记》，则直接将读书求学的目的定位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经过荀子对求道、征圣、尊经的学习逻辑的建构，汉代教育家进而将求道具体化为征圣：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刘勰则提出：先王圣化，布在方册故而他提出：论文必徵于圣，窥圣必宗于经。走过魏晋以至五代正道衰亡的低谷，在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的基础上，宋代理学教育家进一步将读书定位于明义理。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清代。
按照这样的修养逻辑，读书以明道的外部表现是学以致用。《尚书·周官》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孔子是将为政看作读书的应有之义的：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宋代教育家王安石，也是著名的致用论者，提出使学士所观所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求道与致用之间存在着矛盾的一面，也就是说，当致用的倾向过度的走向功利化，即与求道相抵触；但是，二者也并非绝对的矛盾，这正如朱熹所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概而言之，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4]惟其如此，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则有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5]所以说，求道与致用具有辨证统一的关系，也即求道而治天下。
与求道、致用相反相成的一面，则是强调学习主体之独见的价值。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即已发现，书面语言所提供的表达与所表达之间是有距离的，文字之间的创作空白，往往承载着作者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6这种思想由道家学派发扬光大，庄子对言与意之间的玄妙关系作了深刻的总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7这就为学习者个性化的解读教育文本、创造性的发展自己的思想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往往因所处时空的差异而存在交流的不对称，这就要求学习主体必须有自己的学习策略和见识。自孟子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便为读书人打开了独立思考的空间。汉代的著名学者王充，从批判当时盲从师承的学风入手，以培养博学多才的鸿儒为目标，强调不泥五经、博学多识，提倡问难、拒师的治学方法，为高扬学习主体的独立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到宋代，则形成了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学习策略。
这几个方面的内容相统合，才构成传统语文教育价值取向的全貌。这个价值场，要求涵养其中的知识分子在求道与创新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便形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特色，即行道自任成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人格特色；对道的体认，则表现为在述旧中创新。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另一层矛盾关系，则是这个价值场也给予主体精神上的保护既以行道于天下作为价值追求，又用相忘于江湖作为缓冲。这实质上是对主体价值选择的一种保护，使价值主体无论出隐均能不堕其志。
2、苦学与乐学的辨证统一，为读书人建立了治学通途。
《尚书》即已提出业广惟勤的忠告，《国语》云：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孟子也认为，凡欲学有所成，必经苦其心志（《孟子·告子下》）。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家和教育家韩愈谓业精于勤，而荒于嬉8。教育家朱熹的朱子读书法，也强调读书应着紧用力：所谓着紧用力者，朱子曰：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麽精神、甚麽骨肋？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其着紧用力之说如此。于是，传统学习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好像是求学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不但令人轻易的视其为畏途，而且也与现代教育的一些指导思想是相背离的。
而实际上这只说的是求学的起步阶段，在此基础上，传统语文教育经验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勤奋的学习、不懈的钻研，才能够逐渐的走到学问的深层，品味其中的滋味，体验到真正的乐趣。在这当中我们应该看到，苦学与乐学的辨证统一，是传统教育经验在对待读书态度问题上的精髓所在。就苦学与乐学的关系而言，从孔子说乐以忘忧，到朱子要得它滋味，再到曾国藩谈读书如苦累后的热水濯足、干涸既久的春雨溉苗，都是在说，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苦学态度，是获得发现规律、感受滋味的乐趣的基本保证；而学习过程中不断的探求、感悟、涵养、陶冶，因其乐趣无穷，而能够使苦学得到报偿。像近代美学大师王国维关于治学三境界的名言，则标志着对这个问题深入一层的认识苦学与乐学最终要在审美的层面上得到统一。
3、涵泳是统合积累语料与独立思考的读书方法。
涵泳在现代人看来，是古代语文教育教学经验当中最为玄妙的一层了，并往往因此而简单的将它理解为由多读多写所形成一种语文素养的开悟。而就涵泳的历史发展来看，它除了要以大量的读写活动积累语料、培养语感外，还具有与交流对象相沟通式的精思的成分。
最早提出以涵泳文本来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教育家是孟子，他所概括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成为中国最早的阅读学理论。它特别强调读者要通过对诗歌的涵泳达到对意义的体悟，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到朱熹，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虚心涵泳的主张。所谓虚心涵泳者，朱子曰：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说如此。朱子的虚心涵泳首先强调的是虚心，即不要先入为主；而这个理解圣贤意思的过程，便是涵泳了。所以，朱熹反对固执己见：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2凡读书，先须晓得他的言辞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3即使对某些问题，自己已经有所认识，当重新面对经典时，也要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虚心涵泳是与熟读精思联系得十分紧密的一个步骤、方法，与熟读精思相对照，虚心涵泳既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又比熟读精思深入了一层，即首先要虚心深入的体味阅读对象的内涵，既要深入把握书本内容，也要面对言不尽意的事实。
4、以学习主体言行变化为考察教育效果的指标。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已经开始对考察教育教学效果的标准进行研究，并且总结了一些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这主要包括：
第一， 从学习者的思想、言行考察学习效果。
在读书可以全方位提高修养的理论前提下，衡量学习效果的首要标准，就是学习者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了。首先，读书会使人变得谦虚谨慎，这在道家的文章中多有论述，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在此基础上，儒家教育家强调读书人应该注意知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如孟子说：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1而通过读书所获得的进益，应该能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换言之，躬行实践才是读书最终的目的。像荀子曾经说：知之莫若行之。（《荀子·儒效》）朱子读书法中也将切己体察作为重要内容，强调应该将读书之获付诸于不断校正主体的言行。
第二， 从学习者的思考问辨中考察学习效果。
自《礼记·学记》谈扣鸣之术后，读书人在阅读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水平，一直是阅读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像孔子提倡不耻下问，对待不同学生的问题能够因材施教，显示了精妙的教学艺术。所以《说苑》曰：读书重问，可以顺成。（《说苑·建本》）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读书质疑所反映的，实际主要是阅读者的思维水平，对此，历代都有教育家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敢于质疑的精神。《易传》已经有见仁见智的话，孟子不仅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而且强调君子欲其自得（《孟子·离娄下》）。汉代著名的教育家王充，是提倡实事求是、自主学习的典型，针对汉代盲目恪守师法的世风，不断倡议论贵是、事尚然。甚至说：虚妄之书不可信、儒书言有不实、信师是古为读书大病、《五经》之外还当知今古。
第三， 从学习主体所体现出的思维水平考察学习效果。
传统的阅读方法指导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学习者阅读品位的培养。为此，一般要让学习者明了好文章的标准在文质兼美，浮华的文风是要不得的。孟子认为，写文章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风骨的重要性：《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文心雕龙·风骨》）以此来批判六朝绮靡的文风。到唐代，文学家高张复古的大旗，重振风骨兴寄的文学传统，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旗帜鲜明的反对六朝采丽竞繁的不良作风，提倡风骨兴寄的积极态度。此后，李白也在诗中表示：绮丽不足珍，垂衣贵清真（《古风》）；白居易也说，文章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白居易集·论文章》）。
对于文章创作表达真情实感、文章阅读致力于体谅作者的思想感情，古代学者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前所述，孟子曾经提出知人论世的主张；刘勰进一步提出，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因此，以文章为载体的人与人的交流，做到知音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对此，柳宗元也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故而他说知文甚难。这样，就要求读书人深入、合理的进行阅读活动，勿怪，勿杂，勿务速显。
另一方面，历代学者通过不断总结创作和阅读的经验，也提出了很多有关文章风格、作者才情的标准。例如，王昌龄曾强调诗文应该富于情境和意境，应该趣、理、势三方面并进；白居易则提出，诗文要以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为标准，这样作品才会丰满。而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则应该全面把握文章的内容，充分体验文章各方面的特点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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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月的夜晚，李白是孤独的，因为他没有了《月下独酌》的洒脱；没有月的夜晚，苏轼是愁苦的，因为他没有了抒发对亡妻怀念之情的载体；没有月，中国古代文人都是死寂的，千百年前的文化全化为泡影；没有月，中国是迷惘的，是高高夫妻的楼阁，没了根基。
月是中华文化的魂，而如今的夜晚已没有了“月”，中华文化又将何去何从，中秋之夜，明月半墙，此等美景已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了，十五的月亮即使再大再圆，也勾不起游子思家的心“望月怀人，见云思友”已成旧谈，因为现代已无需“思念”寄去一张照片，打一次电话，上次网见见面，比望月望云简捷迅速得多看来“月”确实没了用途，中华文化没有了用武之地，现实社会忘记“月”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然而我独爱月，有月的夜晚，我才敢夜行，有“月”的人生，我才感觉有了归宿。
李白的“少年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勾起我对幼时的怀念，对天真幼稚的向往；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则是打发无眠之夜的良药，是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一道坎，是人真正走向人生境界的开始遥想东坡当年，独自一人，观“缺月挂疏桐”，听“漏断人初静”，与“孤鸿”为伴，与“缺月”为伴，是多么美妙的境界啊而如今，夜幕虽已降临，却没了人静之夜，虽有缺月挂树梢，却没了鸟的痕迹此景不仅不能打发愁苦，反会使人更加抑郁愁困，真羡慕苏轼的月在苏轼人生的低谷，遥望到一轮明月，才使他释然身轻，由庸俗走向洒脱，由喧嚣走向幽静怀念苏轼的月，是“千里共婵娟”的兄弟之月；思念苏轼的月，是“明月夜，短松岗”的真情之月；渴望苏轼的月，是“缺月”的人生之月。
最无法忘记的是“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向往似月光下的一张网，只要在有月的夜晚，我就无处可逃，月已无法走出我的心底，我也无法走出月的辉光。
没有月的夜晚，我是孤独的，没有人能够捕获我心灵的愁苦，没有“月”的夜晚，我的一生是黑暗的，太阳的光永远撕不开孤寂的夜幕我需要有月的夜晚，中国更需要一轮“明月”照彻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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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浓缩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积淀在每个华夏后裔的血液中。它题材广泛，举凡宇宙人生，羁旅宴游，民生国计，边塞风云，春花秋月，岭云塞草，鸟兽虫鱼无一不可入诗；它的风格多姿多彩，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孟浩然的清雅，王维的冷峻，高适、岑参的悲壮------不胜枚举。诗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的魅力在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语调节奏相处得当。
在我伢伢学语的时候，妈妈就天天教我读古诗词。刚开始，我并不懂得它的意思，一心只顾快点背熟了出去玩，如果妈妈督促就认认真真地背。反过来说，如果家长不督促，我就对它置之不理。后来我进了小学，通过老师的讲解，逐渐读懂了一些古诗词，体验古诗词优美的意境与意思，渐渐地爱上了它。现在，我已经上了六年级，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我总是抽空闲时间去读古诗、背古诗。特别是学校近一年半来以古诗词为重点的教育，使我更加迷恋于它。
每当我接触一首新的古诗词后，第一步便查阅工具书、上网或问老师弄清它的内涵。记得在五年级时，我遇到了一首辛弃疾的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怎么也弄不懂它其中一句的意思。还按照习惯的读法，错把那句读成了“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当时我非常渴望弄清它的意思。查工具书，上网查资料都一无所获。最后，我只好去问韦老师。在老师的解释下，我终于明白了它真正的意思。也明白了它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从古诗词中，我知道了什么季节的草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什么季节的风是“吹面不寒杨柳风。”什么季节的夜晚是“露似真珠月似弓。”古诗词陶冶了我的心灵，充实了我的头脑。当我写作时，一些美好的古诗词便在我的脑海里荡漾，使我不知不觉地把它用入文章中，写出来的文章也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
朋友，让我们都来诵读古诗词，在古诗词这源远流长而又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吧！
提高文化素养作文750字
结语：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都写过作文，肯定对各类作文都很熟悉吧，借助作文可以宣泄心中的情感，调节自己的心情。相信许多人会觉得作文很难写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我读书我快乐作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