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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文案：
历史撰述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①《史通·题目》。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文案：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第一节“九品中正”选士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此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统治者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生存，于是形成了门阀世族集团。这个集团的内部要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就是由“中正”官负责考察人才，按九品定级，朝廷再按品授官。该制度开始实施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执政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的实施过程是：
（一）设置中正官
郡置小中正，州置大中正，由司徒选择“德充才盛”或“贤有识鉴”的中央政府现职官员，担任其原籍贯的中正官，这样就收走了原由地方长官把持的人才选拔权，有利于加强中央对选士的控制。中正的专职就是选士，比起负责全盘事务的地方长官来，能保证投入足够精力去查访考察士人。
（二）品第人物
中正负责查访本籍贯的士人，了解其家世和德才表现，并作出评价。“家世”也称“品”，才德称“状”，中正官根据士人的“品”、“状”评定品级。具体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三）按品授官
品第士人的材料逐级审核上报：小中正报大中正，大中正报司徒，司徒呈吏部待用。吏部根据中正品第的等级授官，一般来说，品第越高官职越大。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中正官是否“中正”是关键。初期选任中正比较慎重，多数中正对士人的品第也比较认真，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东汉以来浮华朋党之风，扭转了选士腐败的局面，国家也能选到一些有用之才。
但是后来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他们品评士人，往往把门第家世作为唯一标准。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严重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由于前程无忧，也不愿下苦功去学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而门阀世族把持选士任官大权，归根结蒂也是为皇权所不容的。统治者的权力一旦有所巩固，必然要采取措施来加强对选士权的控制。
第二节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他出生于世代经学的仕宦之家，原在梁朝作官，奉命校书。后奔齐，曾主持文林馆并主编《乡览》，相继迁中书舍人黄门侍郎。齐亡，入北周为御使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深受重用，不久去世。颜之推自称“身经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他鉴于当时许多士大夫被诛的惨痛教训，结合自己立身、处世、治家的经验，写成《颜氏家训》一书，以训诫他的子孙。《颜氏家训》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著作，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
【《颜氏家训》】一书，在许多篇章里都谈到了有关家教的问题，尤其是《教子》一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家教的主张。在这方面，颜之推的主要见解是：
一、家教要从幼儿时期开始
颜之推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所以他特别提倡幼儿教育要及早进行。对此，他用民间谚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比喻，说明家教从幼儿时期开始的道理。民间谚语的意思是说，要使媳妇服从公婆，遵守家规，就要从她一过门开始便严加教训，以养成服从公婆和遵守家规的习惯。同样道理，要使子女长大成人，也应该抓住婴儿幼小的时机进行训练，这样才能打好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成长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又在《教子》篇中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训诲。”这种观点与我们当代所强调的早期教育思想是一致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二、家教的主要内容
家教的主要内容是语言、道德和立志。
颜之推认为，语言教育、道德教育和立志教育是相当重要的。
1．关于语言教育。颜之推认为儿童时期是学好语言的关键期，他强调儿童学习语言要标准化，应该学习通用语言而不是方言。他在家训中批评某些贵族子弟不能讲标准语言，语音不准，言语不符合语法规范。他强调，教育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父母必须认真完成的重要任务。他指出，父母不能教好子女正确地使用语言，就等于犯罪行为。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对幼儿来说，语言教育是基础，哪怕一事一物，未经考证都不能随便称呼。否则，将会给子女造成谬误，影响终生。颜之推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首次提出语言教育的问题，而且详加阐释，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2．关于道德教育。他认为家庭最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品德，特别是培养孝、悌的精神。他强调在儿童品德塑造方面最重要的不是长篇说教，而是有效的长者示范。颜之推把成人道德榜样对孩子的影响称之为风化。他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这是一种自然的仿效，风源来自上，教化起自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3．关于立志教育。颜之推在《家训》中教育子弟要树立高尚的生活理想，志趣要高雅、心胸要开阔，力行尧舜之道，承续世传之家学，而决不把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作为生活乐趣和人生目标。这种观点尽管有阶级的局限性，以及他本人具体处境的原因，但把立志作为家教的内容还是可取的。
三、家教要处理好爱与教的关系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处理好教育子女和爱护子女的关系。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教育和爱护巧妙地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不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往往只爱无教，或只教无爱，最终造成失之毫厘，错之千里的不良后果。根据他的观察，一般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往往处理不好这两者的关系。他说，有些父母对子女在生活方面尽量给予满足，放任自流，很少限制。做错了事理应训诫，反而鼓励；说错了话理应责备，反而以笑谅解。他进而指出，这种有爱而无教的现象，是绝对不能收到良好效果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主张，父母对子女不能没有爱护，更不能没有教育，教育本身也是爱护。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而生孝矣。”这就是说，父母对子女既有严格要求，勤于督训，又有适当的关怀和爱护，爱教结合，严慈相济，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要培养虚心、勤勉的学习态度
颜之推的家庭有世代学儒的传统，本人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他总结了前人和自己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经验。
端正学习目的
读书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个求学者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他针对当时求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以古人为鉴的正确思想。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他要求子孙必须端正学习动机，去掉浮夸和求官的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正确的学习态度
当时，在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下，许多士人以承认无知为耻，以巧辩胜人为荣。颜之推反对这种恶劣的学风。他指出，求学的人本来是为了获得益处。但是，常看到有些人读了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凌忽长者，轻慢同辈。他深刻批评那些一知半解却自高自大的轻薄小人，要求子孙必须引以为戒，培养自己虚心笃实的学习态度。
学习要靠勤奋
读书学习没有什么秘诀，更没有什么捷径，全靠个人努力。颜之推为劝勉后生刻苦读书，曾列举了大量勤学苦读的实例。比如，握锥刺股的苏秦，映雪读书的孙康，聚萤照书的车胤，带经而锄的倪宽等。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人能否勤学苦读，主要取决于他是否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意志。
学习要珍惜时光
颜之推认为，学习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服务社会、奉献国家的需要，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少年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刻，“宜当早学，勿失天机”；对于成人来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之所以劝勉人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是因为他认识到学习必然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好处。颜之推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学习就能收到“开心明目”之益。对此，他曾形象地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这表明他深信知识能给人带来光明，所以无论少年和成人都要抓紧学习，不可浪费时光而虚度年华。颜之推告诫子孙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树立终生学习的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文案：
历史上的三个空城计第一个最有名，是《三国演义》记载的，发明者是西晋一个叫郭冲的人。
他说，诸葛亮驻守阳平关时，派魏延领大军东出攻魏，自己留万人守城。
不料司马懿带着二十万大军要迎魏敌时，却同魏延兵马对不上阵，从旁边过去了，一直来到阳平关前，离城只有六十里，诸葛亮才发觉。
这是候，要把魏延追回来已无可能，自己赶往魏延军中也来不及，于是诸葛亮就叫军中偃旗息鼓，大开城门，令军士数人出城洒扫。
司马懿领兵来到，看见这情况，认为孔明平日谨慎持重，城内必有伏兵，便引兵退守山间。
到了次日，孔明大笑对部下说，司马懿怕我的伏兵，已经退走了。
探子外出打探，果然魏军都走了。
这个故事有漏洞，司马懿若怀疑有伏兵，可以驻留附近，观察虚实，何至于马上就走？小说究竟不是史书。
它大可以作为民间传说，为人欣赏。
第二个是《三国演义》里没有，而在《魏略》里真实记载的故事，也在三国时代，它的可信程度，似乎比诸葛亮的要多些。
曹丕的位的时候，大将文聘镇守在江夏一带地区。
有一回，孙权以五万兵马，亲自包围文聘于石阳。
石阳由文聘据守已久，孙权突然来攻，刚好在连绵大雨之后，防御工事受到破坏，还未修补；壮丁也在田间劳动，未及返回。
文聘认为，出城应战固不可能，闭城死守也难拒敌。
他苦思之下，呼得奇计，就吩咐城里人都躲起来，让城中死寂一片，他自己又躲在官衙里，不在露面。
孙权仔细度量一番，觉得非常可疑，就对部将说：此人是曹操信赖的将领，自然非比等闲之辈。
如今知我来攻，却毫不防备，必然其中大有狡诈，否则便是外面埋伏奇兵了。
还是撤退为好。
于是引兵走了。
这段传闻，真假亦不可知。
不管怎样，同样是空城计，放在文聘身上，小说加是坚决不干的，意义不大，反而画蛇添足。
再说南北朝时代，也有一个空城计。
那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的元嘉七年（公元430年）。
那时，占据北方的是北魏拓拔氏贵族，在南方的是刘裕建立的宋朝。
在如今山东省北部，沿着黄河，便是北魏和宋的边界，黄河南岸的济南郡则是边境的要地。
这一年，北魏出兵突然进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几百士兵，因为敌人来得意外，召请救兵已来不及。
萧承之忽生一计，便叫打开城门，藏匿士兵，故意装出一片神秘的气氛。
城中人说：贼人势众，我军兵少，怎能如此轻敌？萧承之说：如今孤城一座，兵微将寡，势难抵敌。
假如再向敌人示弱，后祸不堪设想；只有使敌人疑我埋伏，不敢进迫，才是上策。
果然唯兵大至，看见城外这般模样，十分疑惑，于是撤走了。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
这事记载于《资治通鉴.宋纪》。
有人说，也许萧承之是看过郭冲写的空城计，也未可料。
即使说萧承之从文聘的故事中得到启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兴平二年（195年）春天，缓过气来的曹操再次亲率军攻打吕布，迫使吕布后退。
夏天，吕布反扑，在半路上遇到了曹操的伏兵，大败而逃。
曹操对吕布首次取得了重大胜利。
败退中的吕布与陈宫部会合，聚集到一万多部队，转身又来战曹操。
曹操大胆的采取了空城计虚张声势，吕布不敢贸然进攻。
曹操连夜调回了大量的部队。
而吕布知道曹操昨天的举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第二天一早便主动进攻。
结果曹军伏兵大出，大败吕布。
吕布连夜逃走，放弃了兖州，投奔刘备。
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在连续失败中没有气馁，屡败屡战，以燎原烈火一样的疯狂热情激励出了全军的斗志，虽然身处逆境，但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吕布，最终取得胜利。
空城计的故事在正月十五的开篇之讲中，易中天认为空城计的故事是有的，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的身上，而是发生在曹操的身上。
据易教授介绍，空城计其实是曹操在与吕布的一次交战中，因兵力奇缺而急中生智发明的。
《三国演义》实行贬抑曹操的方针，这才让诸葛亮抢了功劳。
但据一个网友考证，曹操和吕布之战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伏击战，而并非易教授所说的空城计。
该网友有《资治通鉴》史料为证：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展开全部万余人来战，操兵皆出收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
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操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
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追至其营而还。
并没有像易中天说的那样，曹操把城里的妇孺都弄的城墙上，制造歌舞升平的景象，迷惑吕布。
该网友据此认为，易教授讲座很有夸大之嫌。
易中天回应———我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史料根据的，决不会瞎说。
易中天昨向记者保证。
易教授告诉记者，他讲三国主要依据《三国志》和《世说新语》，对《资治通鉴》研究很少，因为此书有许多地方不可信。
尽管如此，易教授仍然表示，会去查相关史料，给挑刺听众一个说法。
后被用于三十六计，意指虚虚实实，兵无常势。
虚而示虚的疑兵之计，是一种疑中生疑的心理战，多用于己弱而敌强的情况。
历史上也确有一些运用此计成功的例子，如张守圭守瓜州等。
典故《三国演义》中写，魏国派司马懿挂帅进攻蜀国街亭，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失败。
司马懿率兵乘胜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唱曲。
司马懿怀疑设有埋伏，引兵退去。
事实上，这只是郭冲在注解里编出的小故事，街亭之战时司马懿远在洛阳，攻克孟达后回驻宛城，和发生地点相隔千里[2]，和诸葛亮对战的是张郃[3]，孔明见街亭败绩，迅速撤回汉中[4]。
所以，此事件本身是虚构的。
（且当时就有人质疑：司马懿如果真得到这样的机会，麾下十余万大军，把他围住不就完了？派几个神射手过去射诸葛亮，或者派一个小队过去火力侦察一下，立即就可以拆穿诸葛亮的把戏，一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再怎样也不至愚蠢胆怯到扭头就跑的地步。
）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后人装在诸葛亮身上的。
而历史上真正空城计，出现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
那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的元嘉七年（公元430年）。
空城计的故事那时，占据北方的是北魏拓拔氏贵族，在南方的是刘裕建立的宋朝。
在如今山东省北部，沿着黄河，便是北魏和宋的边界，黄河南岸的济南郡则是边境的要地。
这一年，北魏出兵突然进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几百士兵，因为敌人来得意外，召请救兵已来不及。
萧承之忽生一计，便叫打开城门，藏匿士兵，故意装出一片神秘的气氛。
城中人说：贼人势众，我军兵少，怎能如此轻敌？萧承之说：如今孤城一座，兵微将寡，势难抵敌。
假如再向敌人示弱，后祸不堪设想；只有使敌人疑我埋伏，不敢进迫，才是上策。
果然唯兵大至，看见城外这般模样，十分疑惑，于是撤走了。
马谡丢了街亭，由于大军离此较远，短时间内，难以回援，诸葛得知之后，立马将天水、南安、安定三城的人口物质掉走，其余各部皆隐于西城之外山谷之中，其中关兴张苞鼓噪呐喊，以为疑兵，张翼姜维则潜伏其中，伺机而动。
西城之中仅余五千老弱残兵，且其中2500人已拨去调运物质。
此时司马15万大军近在咫尺，诸葛命各部藏于城中，不得妄动，又命几十耳聋眼瞎之辈于城门外清扫，自己则携一琴于城门之上弹奏，司马兵临城下，诸葛依泰然处之。
司马见此徘徊而不敢进前，下令退兵。
司马昭疑而问之，司马懿说：诸葛生怕谨慎，从不冒险，现在却城门打开，一定伏兵藏于暗处，现在不退定然中计谋！三国时期，魏国派司马懿挂帅进攻蜀国街亭，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失败。
司马懿率兵乘胜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唱曲。
司马懿怀疑设有埋伏，引兵退去。
等得知西城是空城回去再战，赵云赶回解围，最终大胜司马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文案：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氏掌握政权，大杀异己，文人志士多遭迫害。阮籍作为当世文人，报国无门，又整日为躲避迫害而提心吊胆，《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提 及世人“并无臧否”，也就是说，他对别人没有任何好的或者坏的评价。在清醒时怕被人抓到言语上的把柄而多不敢言，只有借酩酊大醉时发泄心中的不满。
阮籍不平常的穷途之哭，看似疯癫，实则是对自己无能和满腔抑郁之情的发泄。他与司马氏关系与嵇康同司马的关系相比稍微接近，使其无法同嵇康一样正面反抗 司马氏的统治，但他又不愿同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为司马氏服务，内心交加着矛盾，痛苦，于是便有了当街嚎啕的疯癫之举。
因此，“穷途之哭”既是阮籍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是对自己内心难以抒发的抑郁愤懑之情的发泄，同时包含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结语：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文吧，借助作文人们可以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文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在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上帮助到大家